反腐斗争中极具潜力的颠覆性技术已经出现
泄密文件、大数据和开放式政府正推动着全球的反腐行动。通过向公众提供信息和利用大数据分析,国家可更好地监督公职人员和企业。
在反腐领域,开放数据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可以让多个数据集相互联系,从而识别和揭露腐败的迹象和模式。
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更大潜力的颠覆性技术已经出现。比如区块链技术。区块链实际上是一种不需要中央授权的共享性数字分类账本,其中的交易被公开记录并持续更新,任何一方都不得改变。这甚至能够解决空壳公司的实益所有权等关键挑战,以应对避税和逃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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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正在改变反腐斗争。接下来,我们将用两个故事(一个来自巴拿马,一个来自巴西)阐明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
我们首先来关注发生在巴拿马的故事。2016年,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精心安排下,来自76个国家的记者开始共同协作,发表报道,揭露富人们怎样别出心裁地向税务机关隐瞒财产。
这些行动是根据莫萨克律师事务所泄漏出的大量数据而采取的。该律所总部位于巴拿马,专门从事财富管理和“税收优化”,它所泄露的数据涵盖了近4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避税行为。
记者所披露出的信息包括来自约21.5万个离岸银行账户和空壳公司的1150万份文件,数据容量达2.6太字节 (TB)。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为记者提供了让这些文件透明化所需的数据挖掘专业技术。Linkurious等数据分析初创公司提取了元数据,并通过数据可视化工具把这些信息串联起来。信息的云端存储让全球近 400个记者得以在一个项目上协同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发生在巴西的故事。罗塞夫总统被指控挪用了政府预算。非营利组织“开立账户”率先发现了这些违规行为,该组织审查了依据巴西信息公开法律公布于两个主要政府透明门户网站联邦预算网和透明门户网上的预算数据和文件。“开立账户”将这些违规行为透露给了巴西联邦审计法院。联邦审计法院展开了调查,政治程序紧随其后。看似矛盾,但恰恰是政府对透明度的强制要求为揭露政府策划的骗局铺平了道路。
巴拿马文件丑闻体现了数据分析揭露腐败的强大能力,要在一个充满太字节的世界里实现这种能力,所需的仅仅是计算能力。罗塞夫弹劾案展现了如何使用开放数据对领导人问责。
这两个故事共同展示“大”而“开放”的数据如何通过快节奏、证据驱动和众包的行动来推动反腐斗争。开放数据可将大量的信息提供给无数的监督人和揭发者。大数据可以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洞察,使腐败更易于识别、追踪和预测。为了兑现这场运动的所有潜能,技术专家、活动家、官员和公民都必须加倍努力,将数据分析融入政策制定和政府机构中。
在全球共同推动下,大数据所释放出的威力如火如荼。下面让我们依次回顾这些趋势。
首先,大数据运动起源于全球私营部门和个人在其日常互动中产生的数据。新的信息驱动型经济每天都会在全球产生大量的新数据。审计咨询公司普华永道表示,大数据的市场规模在2013年为50亿美元,预计到2017年将超过500亿美元。
大数据有四个特征:大容量(巨大的数据集)、高速(产生新数据的频率极高)、多样性(数据来源和格式多样化)以及对其精确性的关注(管理大数据的不确定性)。
迄今为止,大数据运动一直致力于提取和利用新型数字经济中的公众数据,特别是把他们作为目标消费者来更好地了解。相比之下,它并没有被积极应用于分析政府和企业的工作。但在我们的新数字时代,这一切正在逐渐改变。
其次,大数据运动依赖计算能力的增强来为公共利益服务。大数据主要来自私营部门和个人,而开放数据则是公共部门的事。在公共部门内,全球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数据革命。例如,数字化政府改革的重点是“前沿部门”的职能,包括将公共服务集中在一个在线平台上,让公民能够完成诸如领取出生证明或在线登记财产等事务。这组行动也会转而持续产生数据流。
与此同时,政府正在逐步公开其数据,供公众监督。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第一波信息自由的法律浪潮(以1966年美国通过《信息自由法》为标志),其基本点就是公民有权获取公共信息。第二波浪潮的标志是各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开设门户网站,从而向更主动地披露政府信息的时代过渡。
在反腐领域,开放数据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可以让多个数据集相互联系,从而识别和揭露腐败的迹象和模式。
截至2015年,由开放知识基金会发起,追踪122个国家开放政府数据生成的全球数据开放指数显示,只有不到10%的全球政府数据集处于开放状态,符合公开、计算机可读取、非专属性的标准。
世界各地的新闻证实了数据能为促进反腐行动带来极大的机会。但是,如果没有进一步支持,这一前景将无法完全实现。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三种方法来实现数据在全球反腐行动中的最大潜能,即便是在贪腐长期存在且数据搜集和分析能力普遍偏弱的发展中国家。
第一,提高数据的质量和覆盖范围。只有当输入的数据可靠且来源广泛时,先进的分析工具才能提供有用的见解。政府应能够生成、收集和传播高质量的官方统计数据,并维护可及时生成可靠数据的有效管理登记系统。
提升数据的覆盖范围和公开性,特别是用于反腐,可能会在发展中国家遇到较大的政治阻力,特别是在那些公共机构能力有限及政府机构自主性受限的国家。考虑到权势阶层认为发布数据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支持开放数据的政治势力的相对实力,开放数据和大数据的影响或许在最需要这些数据的地方仍然会非常有限。
第二,培养政府的数据分析能力。为了发挥大数据和开放数据在反腐方面的潜力,政府必须建设自身能力,以产生有用的洞见并将其融入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当然,单单凭借大数据无法解答所有问题,也无法应对所有政策挑战。有效的大数据反腐策略将确定应重点注意的政策问题,以及应向数据提出什么问题,其更大的目标是设计最有效的改革方案来解决腐败的根本原因。
第三,使数据分析更加透明,并扩大其作用范围。任何需要高度专业技能的工具都面临只有少数人掌握的风险,大数据也不例外。算法必须接受核查,从而避免数据产生或存在偏见。必须有保留地看待从数据探索和推断中得到的结果,并谨记相关性(不管暗示性有多么强)并不能确定因果关系。
某些经济部门极易受到腐败的影响,从而为大数据运动提供了特殊机会。例如在石油、天然气和采矿行业,咨询公司“开放石油”推出了一款搜索引擎,可以从4万多家采掘公司获取关键的企业数据,包括所有权、合同和特许权信息。这些数据库解决方案正在逐渐改变行业的运营环境。在腐败的另一个高风险部门房地产业,也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如公开房产登记来确定高价值房产的真正受益人。
正如巴拿马文件背后的举报人约翰·多伊所提示的,数据革命才刚刚开始。年轻的数据活动家们期待更高的政府透明度和问责性,这种压抑已久的期望正在带动大数据运动极大地推动全球的反腐败斗争。
然而,要完全实现大数据的潜力,避免它令人失望地昙花一现,官员、活动家和公民必须要求将数据分析全面纳入各国更广泛的反腐行动中,并保持警惕,不要让它被滥用于监督被统治者,而非统治者。
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更大潜力的颠覆性技术已经出现。具体而言,区块链技术在许多方面颇有前景,包括跟踪支付、保护公共注册机构以及实现智能合同。区块链实际上是一种不需要中央授权的共享性数字分类账本,其中的交易被公开记录并持续更新,任何一方都不得改变。这甚至能够解决空壳公司的实益所有权等关键挑战,以应对避税和逃税现象。
虽然大数据运动在反腐方面有着很大的潜力,但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开放数据和大数据的灵活使用不仅要侧重于揭露腐败,还应更好地了解其深层次的原因,避免再次发生腐败。
(注:本文有删节,欲读全文可购纸刊,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本文刊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1期
作者:卡洛斯·桑迪索 ;本·罗塞斯
原标题:《大数据破解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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